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- 维基百科,自由的百科全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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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成人员 | |
组长 | 陈伯达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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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问 | 康 生、 陶 铸 |
副组长 | 江 青、 王任重、 刘志坚、 张春桥 |
成员 | 谢镗忠、 姚文元、 王 力、 关 锋、 戚本禹、 尹 达、 穆 欣、 郭影秋、 郑季翘、 杨植霖、刘文珍 |
机构概况 | |
上级机构 |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|
机构类型 | “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” |
授权法源 | 五一六通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|
联络方式 | |
总部 | |
实际地址 | 北京市海淀区钓鱼台国宾馆14号楼与16号楼 |
机构沿革 | |
成立时间 | 1966年5月28日 |
撤销时间 | 1969年 |
中央文化革命小组,简称中央文革小组或中央文革,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66年5月设立的一个机构,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,是直接指挥文化大革命的机构。
设立中央文革小组的初衷是领导文化大革命。但在文革推进过程中,它很快就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成为权力极大的机构。1969年中共九大成立新一届政治局后自动撤去,之后四人帮通过1970年成立的中央组织宣传组继续发挥影响。此时,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紧跟毛泽东的成员都进入中央政治局。他们是:江青、陈伯达、康生、张春桥、姚文元。主要成员都是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被告人。陈伯达、康生为五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(另三人为毛泽东、林彪、周恩来)。
历史
[编辑]1964年7月,毛泽东提议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,为中央非常设机构,彭真为组长,主要是在中央政治局、书记处领导下开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。1966年2月,针对日益升级的对吴晗《海瑞罢官》的批判,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,并在会后起草了“二月提纲”,试图将批判运动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,但后来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指责。
1966年5月的《五一六通知》,宣布“撤销原来的‘文化革命五人小组’及其办事机构,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,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”。5月28日,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,决定小组组长为陈伯达,顾问为康生,副组长为江青、王任重、刘志坚、张春桥,组员为谢镗忠、尹达、王力、关锋、戚本禹、穆欣、姚文元等。8月2日,中共中央发出通知,决定陶铸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。
1966年8月8日,中共中央通过的《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》(简称《十六条》)赋予它“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”的性质,是管理文化大革命事务的专门机构。8月30日,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:“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,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,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。”
初始人員
[编辑]该机构于1966年5月28日成立。以原《五一六通知》起草小组作为基础,人员有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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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年8月2日增补陶铸(政治局常委、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、国务院副总理、中宣部部长)任中央文革顾问。穆欣曾任办公室主任。下辖有办事组、接待站、宣传组、文艺组、理论组等。办公地点在钓鱼台賓館14号楼。
運作
[编辑]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,它主管五界(学术界、教育界、新闻界、文艺界、出版界)事务。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,它有了十六条赋予的权力,小组全体成员列席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,逐步取代中央书记处,成为文革的实际指挥机构。1967年1月12日《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》,由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、中央文革(起草)联合署名。“紧跟毛主席,紧跟党中央,紧跟中央军委,紧跟中央文革小组”成为当时的政治口号,“毛主席和中央文革”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代名词。
1959年廬山會議上,彭德怀与张闻天已被定性为反党集团,1966年文革开始后刘少奇、邓小平、彭真、贺龙、乌兰夫、陆定一、薄一波相继被打倒,1967年陈毅、李富春、李先念因“二月逆流”受冲击,加之林伯渠与罗荣桓已病故,朱德、陈云、董必武“靠边站”,刘伯承病休,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、林彪、周恩来三人,政治局候补委员只剩下陈伯达、康生两人。中央文革实际上代替了中央政治局,完成了毛泽东以其秘书班子取代常规国家权力体制的过程。
同时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权威至高的领导机构:“中央文革碰头会”。碰头会成员包括当时中央文革的全体,即陈伯达、康生、江青、张春桥、王力、关锋、戚本禹、姚文元,加上谢富治、黄永胜、吴法宪、叶群、汪东兴、温玉成列席,周恩来参加并主持。
小组成员的出局
[编辑]小组人事更换频繁、易于获罪,不少人从这里被投进了秦城监狱(如穆欣、金敬迈、矫玉山、王广宇等)。
1966年郭影秋、郑季翘、杨植霖、刘文珍、尹达先后在原单位被打倒。担任顾问的陶铸、担任副组长的王任重、刘志坚,于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相继被打倒。1967年夏秋王力、关锋、戚本禹也被剥夺权力。
- 郭影秋:1966年7月27日-29日被北京市委与中国人民大学。
- 尹达:1966年8月底被中科院历史所
- 张平化:1966年8月30日中央决定他重回湖南主持工作,脱离了中央文革小组
- 郑季翘:1966年11或12月
- 刘文珍:1966年12月
- 王任重:1966年12月27日
- 陶铸:1967年1月4日
- 刘志坚:1967年1月4日
- 杨植霖:1967年初
- 谢镗忠:1967年5月
- 王力:1967年8月30日
- 关锋:1967年8月30日
- 穆欣:1967年9月6日
- 戚本禹:1968年1月13日
恶攻罪
[编辑]中央文革的作为引起了联动等组织和社会力量公开或私下的批评、反对、抵制。为了给天下大乱的造反夺权活动提供安全保证,《公安六条》第二条规定:“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,秘密或公开张贴、散发反革命传单,写反动标语,喊反动口号,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,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”(被概括为“恶攻罪”)。但这条规定的精神后实际上发展到对适用于“无产阶级司令部”全体成员(包括中央文革)——“谁炮打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”。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奉命追查鲁迅手稿到中央文革驻地查勘,被定性为“武装冲击中央文革”,是杨余傅事件的原因之一。
寄往中央文革的信可免邮资。
解散與清算
[编辑]1969年4月,中共九大后成立新一届政治局,中央文革小组最后五位成员陈伯达、康生、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全体进入政治局。中共中央政治局恢复正常活动,权力运作再次制度化,中央文革小组自动消亡。九大的政治报告中说:“这个《通知》(五一六通知)决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,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。”直到1970年11月,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倒台并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后,中央文革小组才不再在中央文件中被提及。[1]
1981年6月27日,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過的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认为:“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,成立了所谓‘中央文革小组’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。……林彪、江青、康生、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‘中央文革小组’的名义,乘机煽动‘打倒一切、全面内战’。”而此前,在九大上进入政治局的中央文革的成员(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、陈伯达)都被判刑,已故的康生则被开除党籍、撤销悼词、骨灰移出八宝山革命公墓。
注释
[编辑]- ^ 余汝信 曾鸣:也谈中央文革小组的结束时间问题. [2022-02-22]. (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-02-22).
参考文献
[编辑]![](http://upload.wikimedia.org/wikipedia/commons/thumb/4/4c/Wikisource-logo.svg/38px-Wikisource-logo.svg.png)
- 郑德荣等编《新中国纪事1949—1984》,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
- 王毅《“中央文革小组”及其文化基因》
- 金春明等编《“文革”时期怪事怪语》,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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