平江事件 - 维基百科,自由的百科全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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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江事件,中共方面称平江惨案,是1939年6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爆发的一起军事摩擦事件[1]。该事件最终导致平江留守处与中共湘鄂赣特委被破坏,负责人涂正坤、吴亚鲁、罗梓铭、曾金声、吴贺泉、赵禄英六人被杀。
背景
[编辑]1937年冬,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以及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内容,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,汇集组成新四军。1938年1月6日,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成立,下辖4个支队,军长为叶挺,副军长为项英。第一支队为原湘鄂赣红军游击队,由陈毅任司令员,傅秋涛为副司令员兼第一团团长,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。1938年2月,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从平江嘉义镇出发,开赴江南抗日前线。部队离开平江时,为了继续开展湘鄂赣地区的工作,在嘉义镇设立了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平江留守处(后来改为通讯处),用来掩护中共湘鄂赣特委进行工作[2]。
通讯处成立后,为了便于工作,对外的公开职衔如下:黄耀南为通讯处的少校主任,涂正坤为新四军上校参议,罗梓铭为八路军少校副官,曾金声为新四军少校秘书,吴渊为通讯处秘书主任,吴贺泉为通讯处军需。通讯处还有由10余名士兵组成的通讯班(即警卫班),共计30余人。通讯处主要负责人、江西省委副书记涂正坤兼任特委书记,罗梓铭为特委组织部长,黄耀南为特委宣传部长[3]。
特委的中心任务是:恢复、整顿、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,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和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,发动群众,扩大武装,开展统一战线工作,发展进步势力,争取中间势力,孤立顽固势力,壮大抗日阵营,防止分裂投降,以达到抗战胜利之目的。从1938年2月开始,通讯处举办了12期党员训练班,创办了内部刊物《党的工作》。边区18个县有15个县建立了县委,2个县建立了工委,成立了53个区委,340多个支部,发展党员千余人;其中平江县就建立了18个区委,58个支部,发展党员610余人。通讯处还协助平江县委在县城开办大众书店,大量发行进步书刊、报纸,其中以《新华日报》发行量最大[4]。通讯处还先后动员400余名青年参军[5]。
1938年春,一本叫作《中共黨的策略路線》的手冊在漢口流傳,據說是张浩(林彪堂兄林育英的化名)1937年2月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演講的紀錄。其中對於統一戰線的說法與中共官方說法非常不同:統一戰線的動機是中共的弱小與瀕臨失敗;以三民主義作掩護,繼續進行土地革命;把日本當作頭號敵人是不得以的,但是最終目標是推翻國民黨一黨專政[6][7]。相关方针被总结为“七二一方針”。
1938年10月底武汉会战结束,日本军队占领武汉,日军第十一军以武汉为根据地,依靠长江水运与南京相连,与国军第三、第五、第九战区对峙,被国军从东南、北、南三个方向合围。日军试图在最短期间内,捕捉第九战区主力部队,将其歼灭,后集中10余万兵力从赣北、鄂南、湘北三个方向向长沙发起进攻,爆发第一次长沙战役。1939年4月,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开始筹划赣湘地区的作战方针。委员长蒋介石和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延续1938年11月下旬的南岳军事会议的战略规划,主张“游击战配合正规战”,认为利用地形对日军节节抵抗后,必要时可放弃长沙,将第九战区总司令部迁至衡阳,诱使日军深入,后集合优势兵力,趁日军消耗过大、立足未稳时在长沙附近地区歼敌。
事发经过
[编辑]![](http://upload.wikimedia.org/wikipedia/commons/thumb/2/26/Tu_Zheng_Kun.jpg/210px-Tu_Zheng_Kun.jpg)
1939年1月,第九战区第二十七集团军司令杨森率二十军驻防平江后不久,就秉承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秘密颁布的《限制异党活动办法》,策划取缔通讯处的活动[8]。先是派人突然袭击了中共平江县委开办的大众书店;继而组织“地区防范异党委员会”,在各区、乡普遍建立特务班、巡逻队,增加特务经费,积极发展国民党组织,第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吴都俊公开宣称,要借汉奸名义处置共党分子[9]。4月15日,颁布《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通告》和《战区服务团队管理办法》,公开宣称“凡在战区范围内的一切团体,须一律向我区报到,领取护照,并逐日报告工作。工作地点如有移动,移动前须向我区报告,到达新的工作据点时,须向我军所属驻军报到,并检验护照。凡认为有必要时,将分别派遣联络员协同工作。各团体工作地区将由我区所属部队指定或变更。凡未履行报到手续及领取护照者,一经查获或举发,即勒令停止一切活动”[10]。
对此,通讯处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,将通讯处的工作人员由30多人精减到10多人;为了顾全大局,平江通讯处按照平江县当局的要求,由嘉义搬至平江县城办公。1939年6月上旬,杨森接到陈诚、薛岳转来的蒋介石密电,令将黄耀南、涂正坤等处死[11]。第二十军特务营营长何学植根据杨森的命令,率领特务营第二连、第三连手枪队,另加一个重机枪排进驻嘉义;第九十二军1个连前往平江县城追捕黄耀南[12]。6月11日,何学植率部赶至嘉义,以破路抗战就地驻扎为名,将特务营第二连一排置于嘉义上街,封锁通讯处左侧,二排置于通讯处正面,三排置于嘉义下街,封锁通讯处右侧[13]。
6月12日,国民党开始按计划,向新四军驻平江嘉义通讯处展开进攻。当日下午3时,何学植令中尉侦察员张绍奇来到通讯处,以日寇不日要窜犯平江,何营长准备在嘉义乡公所开会,特请涂参议前去商量有关抗日的紧急事宜为借口,将涂正坤诱骗出来。刚走到店门口,他看到街上架起了机枪,感到不对头,就借口说:“我回去拿把扇子。”便又转身回到房里,低声对妻子朱引梅说:“外面架起了机枪,今天会出事,快给同志们打个招呼。”当他走到离通讯处50步远的“秀记杂货店”门口的石阶下,右边巷子里传来了猛烈枪声,涂正坤身中数弹身亡[10]。
这时,埋伏在各处的军队借口匪情,冲进了通讯处,吴亚鲁居中阻拦,被当场射杀[14]。其余通讯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罗梓铭、曾金声、吴贺泉、赵绿吟被抓走。当晚,特务营第二连连长余启佑等对罗梓铭等4人进行秘密审讯,企图从中获得湘鄂赣区中共组织人员及活动情况。四人拒绝回答后,被押到嘉义镇旁的虎形岭,活埋在废淘金洞里。特委军事部长朱水秋因外出公干幸免于难[15]。之后国军继续在平江县城一带追捕黄耀南,并在平江逮捕中共党员和抗日群众,余郁光、李发琪等4人,均遭杀害[10][16]。
谴责与追悼
[编辑]中国国民党制造了平江惨案后,薛岳、杨森一方面在当地召开群众大会,指使地方势力,假借民意联名诬告通讯处;另一方面连续急电叶剑英、周恩来称:“涂正坤等纠集土匪,扰乱后方,枪杀国军官兵,灭尸缴械,危害地方。”余连长为维护地方治安,率兵前往清查,但“该处公然纠众拒捕,双方械斗,互有伤亡”。现已“将该连长撤职”,以惩其处置失当[17]。
惨案发生后,中国共产党采取坚决斗争策略。6月16日,黄耀南在平江县长余达美、开明绅士唐炳初的帮助下脱离险境后,即以《快邮代电》的方式通告全国,公布惨案真相[18]。7月2日至28日,周恩来、叶剑英连发数电致陈诚、徐永昌、何应钦等,一方面,严正指出:嘉义留守处抗日战绩当地有口皆碑,而薛岳、杨森却混淆是非,“身为方面大员、国家重臣,不顾强敌入侵,挑起鹬蚌之争”,致使“两党自相鱼肉”,日寇“坐收渔人之利”,“实属汉奸罪行”;另一方面陈词国民党政府,在此“国家存亡绝续之际”,唯有“矢志团结,坚持抗战”,方能“两党共存、民族复兴”[19]。8月1日,延安各界举行“平江惨案”诸烈士追悼大会,毛泽东在会上作了《必须制裁反动派》的讲话[20],指出这是反动派“杀抗日分子,压制进步,勾结日寇汉奸,准备投降”;为了继续抗战,继续团结,继续进步,“就要取消《限制异党活动办法》,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、反动派,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,抗日的同志,抗日的人民”[21][22]。大会通电要求国民政府明令昭雪本案冤抑,严查主使,惩办凶犯,并通令全国不得再有同类事件发生。重庆、皖南、桂林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也举行了追悼会[23]。
“ | 在国难中惹起内讧,江河不洗古今憾。 | ” |
“ | 日寇凭陵,国难方殷,枪口应当对外, | ” |
后续
[编辑]1939年8月,黄耀南接到中共江西省委指示,重新组建中共湘鄂赣特委。黄耀南根据省委指示,在平江东坑召开边特党的会议。会议宣布省委的决定,黄耀南调省委工作。调平江县委书记骆奇勋任特委书记,原特委青年部长罗其南任特委组织部长,调岳阳中心县委书记杨乐如任特委宣传部长,调崇阳中心县委书记饶国瑞任特委军事部长,何彬任青年部长,彭援华任妇女部长,李盘生任秘书。同时,特委调整了中共平江县委班子,钟旭任县委书记,李国清任组织部长,彭渭东任宣传部长,李淑陶任统战部长[18]。
中国国民党在事件爆发后,秘密制定和执行《异党活动处理办法》,公开布置各乡、镇大开杀戒,允许各地密捕、密讯、密杀。1939年9月到1940年5月,平江县委书记钟旭,组织部长李国清,宣传部长彭渭东,统战部长李淑陶,原县委书记李化玉、傅明哉、陈会芳,原湘鄂赣省委留在地方的领导干部酆济民、冯杏娥、巫桂元、肖介臣、朱松桂、苏景春、徐梓文、李秋藩、胡成轩、喻海元、钟史生等都先后秘密被害[24]。全县的中国共产党18个区委、58个支部,几乎全被破坏。杀害的共产党员达130多人[18]。1940年6月,中共江西省委决定,将中共湘鄂赣特委撤回省委,在平江建立特委留平工作团。到1942年6月,工作团被中国国民党再次发现,遭到严重破坏,中共湘鄂赣地区的党组织至此消失。直至1945年3月,王震、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,曾一度建立中共平江县委。后在部队撤退后再次被破坏,直至中国人民解放军最终占领平江,方才恢复当地中共组织[25]。
参考
[编辑]- ^ 夏征农,陈至立主编;熊月之等编著. 大辞海 中国近现代史卷. 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. 2013.12: 314. ISBN 7-5326-4071-X.
- ^ 中共岳阳地委党史办,中共平江县委党史办编. 平江惨案资料汇编. 平江. 1985.05: 40.
- ^ 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著. 中国共产党赣州历史大事记 第1卷 1919-1949. 北京:中共党史出版社. 2013.12: 275. ISBN 978-7-5098-2480-1.
- ^ 秦德占主编. 近代中国历程 第4卷. 西安:陕西旅游出版社;北京:经济日报出版社. : 236. ISBN 7-5418-1473-3.
- ^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. 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 1920-1949. 长沙:湖南出版社. 2008.10: 731. ISBN 978-7-5438-5281-5.
- ^ Lyman P. Van Slyke. Enemies and Friends: 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.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. 1967: 157–159 [2014-05-02]. ISBN 978-0-8047-0618-6. (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-07-06).
- ^ 林育英. 《中共黨的策略路線》. 台北: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. 1956 [2014-05-04]. (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-07-06).
- ^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. 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 1920-1949. 长沙:湖南出版社. 2008.10: 733. ISBN 978-7-5438-5281-5.
- ^ 罗玉明著. 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战场. 上海:学林出版社. 2002.07: 148–149. ISBN 7-80668-328-3.
- ^ 10.0 10.1 10.2 雷国珍主编;刘华清,龚永爱副主编. 湖南党建90年 上. 长沙:湖南人民出版社. 2011.07: 152–154. ISBN 978-7-5438-7629-3.
- ^ 李万青,郭钦编著. 大结局 下. 长沙:湖南人民出版社. 2010.01: 142. ISBN 978-7-5438-5993-7.
- ^ 湖南省档案馆主编. 湖南历史上的今天. 长沙:湖南人民出版社. 1999.09: 193. ISBN 7-5438-2112-5.
- ^ 萧栋梁,余应彬著. 湖南抗日战争史. 长沙:湖南教育出版社. 1995.05: 190. ISBN 7-5355-2192-4.
- ^ 逄立左主编;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编. 福建英烈传略 中. 福州:福建教育出版社. 2015.04: 418–419. ISBN 7-5334-6452-4.
- ^ 智取遵义先头团团长返乡“务农”. 遵义网. 2018-03-12 [2020-12-20].[失效連結]
- ^ 辽宁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. 中国现代史名词解释 下. 辽宁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. 1982.06: 93–94.
- ^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.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论文集. 重庆:重庆出版社. 2013.04: 232–233. ISBN 978-7-229-06330-6.
- ^ 18.0 18.1 18.2 18.3 18.4 湖南省平江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汇编. 平江县志. 北京:国防大学出版社. 1994.07: 697–698. ISBN 7-5626-0406-1.
- ^ 文选德主编. 我们的旗帜 中国共产党在湖南 党员、干部、大学生及职工读本. 长沙:湖南人民出版社 ,. 2001.02: 78. ISBN 7-5438-2510-4.
- ^ 毛泽东. 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. 北京: 人民出版社. 1991: 575–579 [2018-06-18]. ISBN 978-7-01-000919-3. (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-06-18).
- ^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.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(一九二一-一九四九) 第16册. 北京:中央文献出版社. 2011.06: 559.
- ^ 姬瑞环著. 向毛泽东学写作 中国离不开毛泽东. 北京:当代中国出版社. 2014.11: 136. ISBN 978-7-5154-0529-2.
- ^ 张树军主编. 图文中国共产党抗战纪事 上 1931-1940. 石家庄:河北人民出版社. 2015.06: 474. ISBN 978-7-202-10687-7.
- ^ 吴定邦. 平江古今. 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. 1986.06: 128.
- ^ 中共湖南平江县委党史办公室编. 平江人民革命史. 北京:国防大学出版社. 1987.09: 301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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